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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3日 星期一

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

延安行脚 ——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 涂思宗遗着、涂思白校注 一周筹备然后启程 民廿六年丁丑岁(一九三七)春天,我于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结束后,因所负工作告一段落,乃告假回南京休息,临行西北行营顾主任墨公(顾祝同上将,字墨三)叮嘱,不久仍须回来,将有重要使命,余即问何事,可否预告,墨公谓调查共党事,仍须我前往办理,余力辞恐难胜任,但墨公谓:「难找更适当人选,恐非你一行不可。」返京后适有私事料理,携眷赴北平一行,乃抵平之日,即有电报频催,只得摒挡一切,又再作西北之行。 一到西安,住进西安饭店,报到后,即奉命筹组「陕北视察团」,团员十七人,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已去世),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名不尽列),所负任务为对陕北共党军政各机构作全面视察。陕北当局已派周恩来、叶剑英二位代表朱德、毛泽东,前来西安迎接;约期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商谈前往路线及视察方式,然后再定启程日期。 在西安筹备约一星期,中间与共方接洽皆由张冲与行营第四处叶青处长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密切联络。临行前,顾祝同主任召集开会,由顾主任致开会词,介绍周恩来、叶剑英与全团人员认识,并请彼二人致词,周、叶本在粤多年同事,叶剑英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明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明达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剑英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二位当时皆英气勃勃,今日重逢,已非当年可比,面容苍老,足见风尘仆仆,岁月不留人也。会议上顾祝同主任说明视察团任务与职责,并勉励一番。散会后,筹商出发时间与视察路线,并拟定初步视察计划;叶剑英一一提出答案,很顺利便决定了。次日即分乘四辆大汽车出发,经过三原、铜川,沿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之线,向延安进发;第一天到三原宿营,到达时天下微雨,不久夜幕低垂,初次车行,路亦欠平,饭后疲劳,即入睡乡。翌日早起饭后,即向铜川、宜君前进,沿途山川起伏,地势渐高,到宜君宿营,经过县市肃条,不如江南一小村镇,商店及住户皆不多,殊有满目荒凉之感。 第三天由宜君向中部前进,沿途车行山路崎岖往上爬,愈行气压愈低,呼吸亦感困难,续行约两小时,前望高山山隈,约六百余公尺处,有巨鹿在草丛中吃树叶;当即停车,首由团员杨蔚兄发射一鎗,未命中,鹿受惊逃跑,我恐被逸去,乃用驳壳,攀机一击,即见鹿一翻身,顿失踪影;群起往视,则血迹斑斑,鹿死草丛中,于是七手八脚,抬上汽车,备作祭黄陵之用。稍息后续向前行,不久即抵中部县城,午饭后车沿护城河边行驶,不数里,遥见黄帝陵;黄陵形势雄伟,气象巍峨,陵后高山如枕,陵前柏树合抱,树上有大铁钉存焉。据当地人言,系汉武帝祭陵悬挂战袍所钉者;陵前丈许有圆净一小土山,为陵前官星,小圆山不远处有干涸河床,萦回如带,雨时流水环绕,水经中部县城而去;前面丘陵起伏,无数远山,重重俯伏,土人云此是大风水,叫万国衣冠拜冕旒形也。 登览黄陵无不叹为观止矣。陵碑坐西北向东南,高约丈余,当即展布祭品及巨鹿,陈列祭台,同人排成两列,恭谒祭告,致最敬礼,并申读祭文;礼成,适天下微雨,续向前行。自铜川以北,地势海拔千余公尺以上,尽是黄土高山,山与山之间,多森林幽谷,从此山到彼山,看似近在呎尺,甚至隔山说话可以听见,但是汽车行走,可能需时半日或一天。由西安到延安,图上距离不过三百公里,而实际距离,则加一倍半有余;共党逃入西北,即盘据陕北。此一区域,确有易守难攻之地利;但此等山区,极少耕地,间有山陂、梯田,只能生产杂粮,无法种植谷麦。 处处荒凉粮食何来 共党部队,如何解决粮食?原来共党大量改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换取粮食与日用品,沿途经过路旁,举目所见,发现大块耕地,尽是罂粟烟苗。询之叶剑英,说都是老百姓种的,边区政府按亩抽税而已。 第四天目的地就是延安,汽车经过乡镇都贴满欢迎标语,如欢迎中央视察团、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国共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过甘泉时,共党所谓边区政府派出一群地方官,代表主席林伯渠列队欢迎;车队停驶,下车答礼。车复行不远,我们下车休息,适路旁坐一小脚姑娘,曲线玲珑,年约二十余岁,望之不似陕西妇女,团员中有问来自何方;小姐落落大方,答原籍江西,随军北来,作军中政工。同人闻之莫不惊叹,盖以三寸金莲小脚,何能一步一步,从数千里步行来此,诚不可思议。回想我前在闽粤边区剿共时,所到地方,乡村中仅存孤儿幼童,由老太婆提携照顾觅食,壮年男女一无所见,询之老人皆摇头慨叹,说:「随红军去了」;足见共军所到之处,皆裹胁少男壮女而去。路旁所见,当系前所裹胁仅存者少数之一;听其谈吐,满口无产阶级革命术语、男女平等、民族利益、统一战线、拥护抗日等等口号,足见共党军中政治训练程度。 继续前行,延安城在望,城颇高,长方形,城砖多已年久剥落残破,惟城垣苍老,古色盎然,抵达时见城外马路满布人群与旗帜,又是欢迎队伍;停车略整衣冠,徒步向前,见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等高级人员都站在仪队前头,向我们脱帽,或举手致敬。号兵奏三番号,武装仪队约一营,行礼后,高呼「欢迎视察团」,「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口号,最后歌唱新编「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相当热烈隆重。 延安城内街道狭小,叶剑英领我们到新设备之招待所,林彪、贺龙等一行亦偕同到招待所,经一一介绍后,频道辛苦了。当晚在招待所设燕,为我等洗尘,毛泽东、朱德以下,共党政军人员都来分数席作陪,互找对象劝酒,谈笑风生,席间由毛泽东致欢迎词,随即祝林森主席、蒋中正委员长的健康而干杯,各席间宾主自由交谈,互相敬酒,酒味极隹,皆地道高粱佳酿也,菜肴亦极可口。因连日路途劳顿,散席后各自回房休息。 既说合作还要根绝 次日我以视察团长身份,率随从往毛泽东官邸拜访。毛邸是连着窑洞的一幢草房,会客室亦是寝室,也是办公室,木床上铺着毛毡,帐内薄被约五、六张,毛穿灰衣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毛习于夜生活,以夜作昼,白日非到下午一、二时,不能见客,状似大烟客,声音微弱,说话带湖南土音。他郑重质问我,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何以又公然宣布根绝赤匪的决议案呢? 我答以:「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的时候,依国法不得不称为赤匪,今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红军成为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过去事已成过去,请勿介意,希望今后在国家民族利益大前题下,真诚合作。」他笑了笑说:「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很多误会。」我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加予解释和说服,已经费了很多时间,又谈到南京上海一般民心士气,谈了接近两个钟头,才告辞回寓。 第三天正式举行延安党政军备界欢迎中央视察团大会,在延安城外不远,贺龙部队的大操场上,临时搭盖一大台,上面拉起布棚,集合群众以军队为主,连同各界和学生约四五千人。大会开始,由林伯渠以边区政府主席身份致欢迎词,林伯渠声音宏亮,为毛集团群中表表者,次由我代表作答,并说明此行视察任务,和团结抗战关系国家前途,极为重要。第三轮到毛泽东讲话,内容根据唯物史观,分析时局发展,结论只有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才可以救中国。其语音细小,上气不接下气,非侧耳细听不可,而措词则冠冕堂皇;毛词毕,并要我们团员轮次上台发表意见,约二三人后,已下午五时矣;毛陪坐台下,手执香烟一枝已完复摄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我等回归招待所晚贩:八时余又开一个晚会,节目是歌舞和话剧,歌舞并不精采,话剧演「放下鞭子」,演得极为卖力,煽动性颇大,至演毕始回寓。第四天开始视察活动,先是集体行动,视察边区政府各机关,若照此每一军政单位逐个集体视察,需时非数月不可,故经视察附近各单位后,即回寓重新编排分配。将党政军分为三组,以组为单位,分途视察较为重要机构,军政学校及军队则亲自观看,以体察细微处。 军政学校窑洞组成 第五天依计分组出发砚察,军事组第一目标为抗日军政大学。由该校校长林彪引导视察,先巡视校本部,然后至大操场校阅该校师生千余人。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其实全无学校制度,学生不限年龄,无分性别,亦不分科系,据知平时学习,由学校当局指定书籍,出示题目,然后学生分组学习及讨论,再作总结,如此而己。校舍由十余窑洞组成,分布面积极广;校阅后与员工谈话,林彪特别介绍女生康克清,康克清面貌颇黑,年龄不过二十岁,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谈吐有序,林彪说康克清是朱德之爱人(妻子),此时朱德已五十余岁,团员有人问康克清可否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康克清笑称,「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们志趣相同,因革命而发生爱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其余男女学生六、七人,团员亦分别与其谈话,其时蓝苹(后为毛妻江青)仍在上海演剧,尚未到达延安,故未见面。据林彪言,该校注重革命理论兴精神教育。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露蓝光,喜俯视,常参加与学生作球赛,表示与员生同甘苦。军事组第二目标为视察延安附近之贺龙部队。第六天一早出发,到达其司令部时,贺龙正在早餐,桌上摆着一盘辣椒炒萝卜干,一碟黄豆,另外一桶稀饭,伙食与士兵相同,表示官兵共同甘苦。我们已吃过早饭,便请贺龙继续用餐,不要为我们饿肚子,贺龙一面吃饭一面跟我们谈天。他说:「诸公不要以为我们这种生活苦,这比长征时要好得多,我们经过川陇交界的松潘草地时,曾六七天未举过火,大家吃炒米,吃炒黄豆,而且夜夜露营,真是辛苦极了。但天下事往往绝处逢生,有一天正在断粮时,发现草地有一小湖,湖中生着密密的肥鱼,那鱼从来没有人捕捉过,因土人不食鱼,鱼儿亦不怕人,士兵们可用手一条条抓来,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天就以鱼为粮,吃个大饱,还抓得许多带着走。贺龙虽是土匪出身,识字不多,但是相貌堂堂,比其它人长得方正,一口湖南腔国语,讲得很有趣味,难怪他当年能掌握一部份亡命之徒,过他的绿林生活。 贺龙所属驻延安部队,号称几团,人数则每连祇三四十人不等,且多为从远处裹胁而来之少年幼童,壮年士兵为数不多。不过半天时间,己从点视完毕。最初我以为他们掩藏实力,故意示人以弱,后来从多方面接触,明查密探,得知共党部队,经过所称二万五千里长途撤退损失,及甘肃新疆多役受挫,加以陕北地广人稀,兵源补充不易,因此其兵力确已到了非常薄弱的程度。中午在贺龙司令部午饭,午餐时贺龙亲自介绍徐向前和我们相见,他说徐向前半年前在甘肃作战失利,不得已将部队化整为零,撤出甘肃,化装来陕,他昨夜才到达延安。我们听得很兴奋,立刻向徐向前问长问短,徐面貌瘦削,两眼下垂,大概战事失利,仓皇撤退,路途劳顿,还未恢复元气,所以骤见之下,像似乞丐。他一口山西土音,说话很老实。他说:「去年(民廿五)十一月率部在陇南渡黄河,至景泰,被马家回回军打埋伏,部队给整垮了,伤亡很重,于是化整为零,我带了几百人先向新疆方面闯,但越走越困难,最后决定化装来陕北,一路利用讨饭过生活,所幸始终无人认得,很安全到达延安。」徐向前说话很有趣,我们都注意听着,有一位团员把一枝吸过的烟头丢掉,徐向前一眼看见,勾起他的心事,他说:「我在路上肚子饿时,只想讨个旧馒头煎饼吃就高兴了,可是吃过馒头煎饼后,就想吸烟,偶而在路上拾到一个烟头,就宝贵得很,吸一二口就保存起来,留待必要时过瘾。」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饭后还和徐向前谈了几个钟头,然后回招待所休息。 彭大将军确有一手 军事组第七天视察彭德怀的部队,先到位于延安西南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在甘泉方向一个山谷中,坐汽车约三小时可达。离其总指挥部不远处,彭率司令部人员及卫队与地方人士、学生等排列道左,吹三番号来迎;接近欢迎队伍时,视察团同人即下车答礼。彭德怀引入司令部稍为休息,即开始检规工作,彭德怀集合约一个加强团参与检阅,阅兵仪式后,彭德怀登台致欢迎词,台上布有火花剧团字样布景,想系常设随军宣传使用之道具。彭德怀当是真正红军总司令,而朱德是名誉总司令,前者实际指挥武装部队,后者负责办理后勤。彭德怀为人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装束与士兵无异,这就是毛词所赞的「彭大将军」(毛当年会作六言诗以赞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操十足湘西口音,说话紧切有力,极言联合抗日必要,并陈欢迎视察团之至意。彭词毕,余登台答谢彼等欢迎盛意,并告以此来任务,传达中枢诸公与顾祝同主任关心怀念之诚,同时呼吁国人真诚团结,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共御外辱。检阅仪式完毕后,回其总司令部休息,总部隐藏在山沟中,设备亦极简单,但所备军事书籍不少,包括苏俄德国翻译本,以及我们陆大与各兵科学校书籍,彭德怀讲话时还手持一本战斗纲要,反映他们对军事学术不断研究,毫不疏忽。休息后再进行视察附近部队,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术战斗之用。我们心中都觉,共军的训练方式,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若干地方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太低。 毛泽东爱谈游击战 视察团此行原拟全部检视共军部队,但除上述已视察者之外,其它部队因分散驻在陕甘边区各地,交通不便,阻于日期,无法逐一视察,因此刘伯诚与陈毅所部均无法与之接触。 在延安及其附近视察告一段落后之一段时间,各团员分别活动,作个别私人接触,以徒另一角度,深入观察共党各方面状况。我除与周恩来、叶剑英不时接触,商洽有关视察事务外,空余时间曾多次访问毛泽东。因当时实际掌握共党大权者,唯毛一人,故其意向与内涵颇具重要性也。我中央当局经西安事变后,对收编共军联合抗日,已成已定决策;视察团此行任务,一则检视共党军队实力,赋予适当编制番号。一面则视察共党人士之潜在意向,以作今后合作共处之准则。因为一旦发生抗日战争,必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若一面抗战,一面又内部发生矛盾,甚至同室操戈,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我们见面时间,多数在下午二时左右,每次见面,寒喧之后,必以其近着之新民主主义为话题,向我宣传。我此次奉命前来陕北视察,因时间仓卒,事前对有关共党资料,未能深加研究,尤其理论方面,更少涉及,故对毛泽东阐述其新民主主义,有时觉其似是而非,很多地方不合国情,而且多次重复演译,听来便觉并无新意。毛泽东明知我兴趣不大,但仍继续不休,每谈一事一物,即以其新民主主义作引证。由此可见毛之性格专制坚执,往往强人之所难,即毛语录,亦不过摭拾古今名人牙慧,稍加白话化,为萧华所刊选,以作宣传耳。每与谈论军事,彼自认有天才,着有游击战一书,推行共军中,常说过去红军行动,在赣时期作战,非出其本人负责,故无若何建树;彼又言,当十九路军福州竖立人民政府伪旗时,彼认为中央军主力,向建瓯移动,京沪空虚,彼即主张红军倾巢袭南京,与十九路军南北合击,必可达成其政治目的之美梦。 余笑谓当时若执行阁下之战略,恐无今日我等陕北之行矣。彼亦笑说当时南京彼我情形,恐我不甚明了,我说其时我在北平,虽未完全明了,但打仗在消灭对方主力,非流窜扰乱所能成功,运用力量,虽有技巧,惟力量不充实,绝不能成事。常时红军军力如何,我确未尽知,惟当时中央政府尚有教导师,在南京附近整训,该师装配优良,训练有素,作战力极强;加以十九路军遽尔易帜,中下干部皆不愿意,全无斗志,视其当时迅速瓦解,可作明证,如此,则两军对垒负可判矣。 毛泽东对军事确极自负,行其游击战,先以建立据点,编织成线,再发展到面,然后裹胁乡村人力物力,包围城市,遂行惨无人道之人海战,以作孤注;至今仍以此道,藉作民族战争之法宝,以推行所谓世界革命,图遂吞并世界之野心。然此一套,人能之,我亦能之,所谓世无常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种因食果,他日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血海骨山之报,其不远乎。时余在寓中,曾私问叶剑英谓:「你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经验看毛泽东之军事水平如何?」叶谓彼确有其深到处,余只好含笑置之。细察毛泽东之坐相行相,谈话缓慢,语音细小,且不断吸烟助其思索力,以应付一切,正和古人评语:「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心性执拗,居高位必误天下苍生。」 朱德总司红军后勤 朱德身材不高,面多斜纹,操烂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流利客语,自语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彼说话较为中和,眼神有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虽名为红军总司令,实系专任后勤,彼在军中实力有限,在红军中性情较易相处,毛泽东亦乐以利用,陕北鸦片收集调制,走私销售,换购粮食,均由朱德一手包办,所谈皆其过去经历,时与李英华叙旧。 廖承志以红色记者身份,前来唔谈,要我发表谈话,我谓我奉命不准与记者谈话。彼即改口,谓系我弟思白同学,以世弟身份,私人资格谈话。我说能保证不在报上发表,可尽量询问,我当尽量奉答。彼谓中央对共党,真实态度如何?我说应由诸君自行答复;彼要我解释,我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古有明训,中央政府如一大家庭,主事者如家长,共党如兄弟,若诚心合力对外,中央待之自然一视同仁。今日我国一致对抗日本侵略,必须全国团结一致,才能发生力量,此中道理,不问自明。廖承志对我所答认为满意,即与我握手,并画一握手图给我留念而别。 贺龙漫谈流窜遇险 贺龙漫谈二万五千里流窜所经,如过大渡河、金沙江、铁索桥的情形,并说在松潘路上,过泥沼地带,稍一不慎即陷入泥沼,愈陷愈深,若加援手,连援手之人也不能拔足,除毛驴能渡外别无他法。 又谈一次宿营时,将马系于树下,猿猴成群而来,将马绳解脱,骑在马上飞奔入山中,追之不及,说来绘声绘影,令人捧腹不止。 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声音不大,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象征其为人乖桀难与和合。 军政人员来谈,如林彪、陈赓、周士第等黄埔同学,对蒋介石校长仍表尊敬,对此行前来之黄埔同学,亦极表亲切,各团员均有私人谈话。政治人员多未见面,据随从秘书张秉球说,博古、张闻天等未使来谈,托其致意问好云。足见当时延安情形,绝无民主可言,惟有毛泽东掌握一切权力也。 曾夜访兵营,见士兵举火取暖,至深夜三时即起床跑步,究其所以,乃缺寒衣与军毡,春寒夜冷,非如此不足以抗寒保暖,其当时困难情形,可见一斑。当时号一军,实际人数则仅数团而已。 【以上全文完】 以上《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是以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中外杂志》总第256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处理

2011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擊斃共軍團長 梁廷琛嘆對方留名

向蔣公致敬/擊斃共軍團長 梁廷琛嘆對方留名

高齡九十八歲、曾在廈門戰役二度擊敗共軍的梁廷琛當年是國軍八十七團團長。
記者林澔一/攝影
萬名軍榮眷昨天到中正紀念堂向蔣公致敬,高齡九十八歲、曾在廈門戰役二度擊敗共軍的梁廷琛當年是國軍八十七團團長。他兒子梁中原說,鼓浪嶼英雄山有座紀念陣亡共軍將士的雕塑,雕塑上帶頭拿槍的王興芳團長,就是被梁廷琛指揮的部隊擊斃。
他說,去年帶父親重遊鼓浪嶼,到了埋葬鼓浪嶼戰役陣亡共軍將士的英雄山,父親對著王興芳雕塑說:「王興芳啊,王興芳,雖然我比你多活了幾年,但你在中國歷史上留了名,我卻只是個無名小卒!」
梁中原說,民國卅八年九月,他父親時任五十五軍廿九師八十七團長,率部參與廈門戰役,駐防於廈門周邊九個橋頭堡之一的嵩嶼,曾被共軍三個師猛攻九晝夜,因其他八堡均已陷落,有被包圍之虞,在海軍掩護下撤到廈門;此役梁廷琛獲寶鼎勳章一座。
梁中原說,同年十月,廿九師駐防鼓浪嶼,八十七團為預備隊,解放軍卅一軍由高銳擔任師長的九十一師主攻,以精銳的「濟南第二團」二七一團打頭陣,很快就突破防線;他父親不待請示就率部隊反擊,不但堵住缺口,還俘敵千餘人,二七一團團長王興芳在國軍反擊時被擊斃,父親於此役獲頒雲麾勳章一座。
他說,兩岸開放後,父親透過管道想與高銳見上一面,高銳原本答應,但最後卻食言了,兩人緣慳一面,相當可惜。
【2011/10/31 聯合報】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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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8日 星期一

孫立人:從未反過,何平之有?

原文出處:(東方軍事)

從大陸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面對台灣及澎湖、金門等僅剩的幾個小島嶼,最感頭痛的還是海防問題。在海峽對岸,人民解放軍已集結了重兵,正在日夜不停地進行渡海作戰演練,解放台灣對解放軍來說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由於失去了美國的軍事援助,不但兵力不足,武器彈藥也很欠缺,海島防務漏洞百齣。儘管蔣介石剛剛確定了三軍主帥,但從大陸倉皇敗逃回來的軍隊,戰鬥意志低落,群情惶惑不安,很難抵擋得住解放軍的淩厲攻勢。美國人曾預測台灣將在1950年陷落,看來並非無稽之談。
自從被美國人拋棄後,蔣介石在軍事上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之中,對於如何才能防守住台灣,他拿不出起死回生的良策,甚至沒有制定出一個完整的台灣防禦計劃。除了用一些空洞的口號來麻痹台灣島上的軍民外,蔣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對內進行大規模的“整肅”,企圖通過穩定內部作最後的垂死掙扎。
正當蔣介石惶惶不可終日之際,1950年6月25日北韓戰爭爆發。美國在出兵侵略北韓的同時,出於其反動政策需要,對華政策又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決定繼續扶植蔣介石,並悍然派遣美國海軍第7艦隊入侵我國台灣,為蔣介石撐腰壯膽。台灣局勢因北韓戰爭的爆發稍有好轉,蔣介石終於松了一口氣。一位資深的政治家評論說:“北韓戰爭的爆發,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救了起來,使其起死回生。”

此後,在蔣介石的一再請求下,美國不僅恢復了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援助,還與蔣介石簽訂了一個“美蔣共同防禦條約”,與美國的關係進入所謂的“蜜月”時期。蔣介石又重新振作起來,整頓軍隊,擴充軍備,高唱“反攻大陸”的濫調,並不斷派遣小股部隊對大陸東南沿海一帶進行武裝襲擾。
蔣介石在台灣島上過了幾年相對平靜的日子,正當美援大量涌入台灣,台灣經濟開始復蘇,台灣海峽緊張對峙的形勢有所緩和之際,1955年6月,突然發生了一起震撼台灣島內外的大事——前國民黨陸軍總司令、現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策劃發動“兵變”。更為聳人聽聞的是,參與策劃這場兵變的孫立人的幾個部下,還制定了一個利用混亂時機刺殺蔣介石、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計劃。
孫立人身邊的“匪諜”
孫立人自從屏東閱兵之後,就再也沒有收到任何公務活動的通知,他只好待在家中。外界關於“兵變”的風言風語,孫立人也聽到了一些,他壓根就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被牽扯到這一事件中去。在經過近二個月的煎熬等待之後,7月31日,孫立人接到“副總統”陳誠約他前去談話的電話。孫立人放下電話,就急不可耐地帶著隨從參謀陳良塤乘車前往台北市信義路陳誠的官邸。孫立人暗暗思忖,這次談話也許可以揭開近2個月外界傳聞的謎底。
陳誠把孫立人迎進客廳後,命令副官和隨從參謀們都退到廳外等候,他要與孫立人單獨談話。果不出孫立人所料,陳誠向他交了底,把所謂郭廷亮“匪諜”案的情況向孫立人作了通報。
郭廷亮,雲南河西人,時年34歲。他于1939年考入稅警總團訓練所,畢業後留所任教育班長、副區隊長、區隊長等職,與當時任稅警總團長的孫立人建立起上下級關係。此後,郭廷亮隨孫立人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抗戰勝利後,郭廷亮在新1軍任榴彈炮營少校連長,隨軍到東北參加內戰。1948年1月,駐守瀋陽期間,郭廷亮的連部設在瀋陽市鐵西區二道街的義和米棧內,與店主白經武日漸熟悉,來往密切。經自經武介紹,郭廷亮與一個叫李玉竹的姑娘結婚。
據陳誠向孫立人介紹,在此期間,白經武經常以“匪黨”言論鼓惑煽動郭廷亮。解放軍攻佔瀋陽後,郭廷亮找到白經武,請求幫助他逃出城去,白經武就介紹郭廷亮與自己的哥哥白經文見面。白經文當時擔任解放軍東北鐵路護路軍聯絡科科長。白經文答應給郭廷亮出城的路條,但要他到台灣長期潛伏,從事兵運工作,完成兩項任務:一是製造國民黨軍隊大規模之叛亂;二是等解放軍進攻台灣時進行接應。郭廷亮表示同意,並與白經文約好了聯絡方式。
然後,他拿著自經文給的10兩黃金和路條,與妻子一道離開了瀋陽,先到達天津,後又經上海與原屬新1軍的潰散官兵一道跑到了台灣。
郭廷亮到台灣後,自然要投奔老長官孫立人。在孫立人的提攜下,郭廷亮先後擔任陸軍軍訓練司令部儲訓班第4隊副隊長、第4軍官訓練班人伍生總隊少校營長、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營營長、陸軍總司令部搜索組大隊長、陸軍步兵學校少校教官等職。
據陳誠講,在1954年8月之前,“郭廷亮並無顯著或積極之匪諜活動”,直到9月間某天晚上,一個年約三十七八歲、身穿白色襯衫、操東北口音的人突然到家中造訪郭廷亮。來人告訴郭廷亮是“白先生要我來看你”,這是郭廷亮在瀋陽與對方約好的聯絡暗號。來人自稱姓李,他對郭廷亮說:“白先生要你積極進行,不久他會到台灣來。”郭廷亮則對來人說:“請白先生放心好了。”
此後,郭廷亮便積極進行“匪諜”活動。恰在此時,孫立人卸任陸軍總司令職務,改任“總統府”參軍長。他在卸任前,曾令陸軍總司令部第5署督訓組中校組長江雲錦利用到各部隊督訓的機會,在每一團中指定第4軍官訓練班畢業的軍銜最高的同學作為聯絡人,與其他同學進行聯絡。孫立人認為江雲錦沒有把這件事辦好,在他卸任總司令職務後,又指定郭廷亮擔負聯絡工作。

稀裏糊塗的“當事人”
郭廷亮對於孫立人交代的任務“極感興趣”,他認為正好可以利用這一機會來完成“匪諜”任務。於是,郭廷亮在田祥鴻、劉凱英等人的協助下,與第4軍官訓練班畢業的同學100多人建立了聯繫,登記造冊,並在各部隊中形成組織。在得知蔣介石要在屏東機場閱兵的消息後,郭廷亮認為時機成熟了,想借助第4軍官訓練班同學對孫立人沒能當上參謀總長產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兵諫”,並進而激發“兵變”,製造一場大混亂,伺機刺殺蔣介石,顛覆政府。據郭廷亮被捕後交待,他曾于5月15日到台北晉見孫立人,報告聯絡工作進展情況,以及第4軍官訓練班同學準備發動“兵諫”的事情,孫立人要郭廷亮轉告其他同學不要輕舉妄動,如有意見可等他到了屏東以後再說。但郭廷亮卻在事後轉告聯絡好的同學說,孫立人已經同意他們採取“兵諫”行動,讓大家做好準備,而郭廷亮本人更是在暗中準備利用這一機會刺殺蔣介石。但是,郭廷亮“陰謀叛亂”的事情卻被他所聯絡的同學告發。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兵變”和暗殺計劃遂告破產。隨後,涉及這一案件的其他成員江雲錦、王善從、田祥鴻、劉凱英等人也相繼被抓。
據郭廷亮供稱:“他(指孫立人)有他的意圖,就是利用我聯絡部隊學生,造成一股勢力,作為他兵諫的本錢;我有我的意圖,就是利用他的關係,達成我兵運工作和刺蔣的任務。”
這就是陳誠向孫立人通報的“郭廷亮匪諜案”的大致情形。
孫立人這時才明白,自己糊裏糊塗已成為這一‘演變”事件的核心人物。陳誠與孫立人的談話進行了2個多小時,致使他們兩人最後都未能參加當天舉行的一年一度的“擴大軍事會議”。也正是在這一天的軍事會議上,台灣當局向與會的高級將領們正式宣佈了孫立人“兵變”案件。
第2天,孫立人的隨從參謀陳良塤就接到憲兵隊的正式通知,沒有命令參軍長不得隨意出門,孫立人被軟禁在家中。接著,國防部又派人把江雲錦等人的供詞送來給孫立人閱看。至此,孫立人深知自己在劫難逃,遂于8月3日向蔣介石遞交了辭呈。
孫立人辭職究竟是自願,還是被逼無奈?其中的隱情外人是無法知曉的。孫立人的辭職書遞交上去後一直未見答覆。半個月後,蔣介石突然于8月20日發佈“總統令”:
總統府參軍長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並請查處,應予照准,著即免職。關於本案詳情,另組調查委員會秉公徹查,候報核辦。此令。
派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組織調查委員會,以陳誠為主任委員,就匪諜郭廷亮案有關詳情,徹查具報。此令。
1956年9月29日,國防部軍法局判處郭廷亮死刑,判決書如下:
郭廷亮,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隨後,“國防部”又以新聞採訪的方式發佈了一紙蔣介石的特赦令,稱:“該郭廷亮犯罪情節重大,原判死刑應予照准;但念該犯尚能自知俊梅,並自白不諱,特依赦免法改處無期徒刑,以示寬大。其餘各犯均照原判辦理。”
“孫立人兵變案”就這樣草草了結,孫立人在當局“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軟禁代替刑罪,以“察考”限制自由,開始了長達33年的幽居生活。

禍起蕭墻
台灣當局在“孫立人兵變案”中的種種言行,更使人相信,這一案件的背景複雜,內幕極深。熟知台灣政壇內幕的人士則一致認為,這一案件的核心問題乃是一個“權”字。蔣介石之所以要治罪孫立人,無非是為了要解除他手中的兵權。孫立人為什麼會從蔣介石昔日的愛將一下子變成了他的仇敵?蔣介石為什麼非要置孫立人于死地呢?細細分析起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蔣介石忌恨孫立人與美國人打得火熱,並清算當初美國人企圖抬孫抑蔣的舊賬。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後,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曾經是國民黨政權最主要支援者的美國十分失望,準備徹底地拋棄蔣介石,並在台灣扶植一個親美政權,另擇代理人,以保持對台灣的控制。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喬治·坎南曾提出一個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案,其核心內容是使台灣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政府分離,成立一個新政權,並邀請孫立人參加這個新政權,矚望孫立人能夠成為台灣的新統治者。
美國人之所以會選中孫立人來代替蔣介石,是因為孫立人是當時國民黨軍隊中唯—一位在美國留過學的高級將領,而且他在抗戰期間與美國軍界在緬甸和印度有過良好的合作關係。抗戰末期,他到歐洲戰場考察時,又受到過艾森豪威爾和巴頓等美軍高級將領的禮遇。最主要的是,孫立人當時擔任台灣防衛司令,手握兵權,美國人選中他也在情理之中。但孫立人對蔣介石卻忠貞不貳,更沒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美國人對此缺乏認識,拉攏孫立人的計劃顯然帶有一廂情願的味道。
l949年4月,麥克阿瑟曾親自出面拉攏孫立人。他邀請孫立人訪問日本,在會談中告訴孫立人,蔣介石政權必垮,美國對其已不抱什麼希望,但美國不能讓台灣落人共產黨手中,所以有意請孫立人負起保衛台灣的責任。美國將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援,要錢給錢,要槍給槍。孫立人拒絕了美國人的這番“好意”,明確告訴麥克阿瑟,他在政治上是忠於蔣介石的。
孫立人明知美國人有意拉攏、扶植他,卻不知道回避。他認為自己對蔣介石沒有二心,依舊我行我素。美國軍事顧問團進駐台灣後,孫立人與顧問團團長蔡斯來往密切,除公事以外,私下還有不少交誼活動,在許多問題上兩人常持一致的觀點。
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表面上不露聲色,卻在暗中留心觀察,對孫立人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戒心日重。尤其是看到他與美國人來來往往,不禁有芒刺在背的感覺,很不舒服。北韓戰爭爆發後,台灣海峽的危機解除,孫立人這塊“招牌”也就失去了作用,終於被蔣介石一腳踢開。

二是孫立人忽略了國民黨軍方主流派在政治上的實力,尤其是在他得勢之時,與黃埔係將領疏遠與產生矛盾使他腹背受敵,遭到排擠和中傷。在國民黨軍事系統內,以將領的出身而論,可以分成畢業于黃埔軍校的黃埔係、留學日本的士官係,還有保定軍官學校出來的保定係;以某些統率軍隊的將領為核心組成的軍事集團或派系又可分成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桂軍、粵軍、滇軍、黔軍、川軍等。總之是派系林立,山頭眾多。其中以黃埔係、中央軍為國民黨軍隊中的主流,其他統統被蔣介石稱為“雜牌軍”。以黃埔係骨幹形成的中央軍是蔣介石起家的本錢,也是他維護權勢和統治的得力工具。
經過多年的內戰消耗,特別是國民黨軍隊敗退到台灣後,其他派系的軍事力量基本消耗殆盡,那些“雜牌軍”將領也大都歸於沉寂,退出了軍界。此時,就是“天子門生”黃埔係的將領們。在這一背景下,1950年3月,孫立人被蔣介石委任為陸軍總司令,成為非黃埔係將領擔任此職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個人。香港的《世界晚報》為此曾刊出一篇署名皇甫光的人寫的文章,題目是《台灣的王牌——孫立人》,不用看內容,光是標題就夠耐人尋味。
“王牌”與“諸侯”
孫立人真的是台灣的一張“王牌”嗎?在黃埔係將領們眼中,雖然孫立人當年統率中央軍在緬甸戰場上打過不少漂亮仗,但出身美國西點軍校的孫立人仍是“非我族類”的雜牌。再加上孫立人為人清高傲慢,性格直率,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使他上任後不久就備嘗遭受嫉妒和傾軋之苦。
據一位跟隨孫立人多年的老部下說:“孫立人是個非常優秀的帶兵官,但是位很壞的領袖。講人際關係,同輩中幾乎沒有人可以和他合得來。在任陸軍總司令期間,每週的軍事彙報,孫立人從未準時出席過,其理由非常可笑,就是他不願意向周至柔總長敬禮,遲到則能避免,因為,總統已在場。”
在國民黨軍界中本來就鶴立雞群的孫立人,卻不知道如何收斂自己鋒芒畢露的性格,他與黃埔係將領們的磨擦和矛盾,很快就使自己陷人形單影隻、孤立無援的困境中。

三是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的孫立人又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與蔣經國為敵,利用陸軍總司令的職權抵制蔣經國在軍隊中推行政工制度。有一件事最能說明孫立人與蔣經國之間的衝突,1950年12月底,孫立人別出心裁地在陸軍中召開了一個“新年第一次年終擴大良心會”,目的是為了“讓許多高級長官來聽取士兵們的良心話”。孫立人在會上致辭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蕩不安,就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
孫立人是個體恤下情的將領,他創辦“良心會”的用意也許並不壞,但卻忽視了蔣經國的存在和許可權。作為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認為,孫立人手伸得太長,做起了本該是政治部做的事情。於是,蔣經國馬上進行反擊,在軍中推行“慶生會”,以抵制孫立人的“良心會”。
孫立人如果有政治警覺,應該就此剎車止步,甚至“幡然悔悟”。他不但執迷不悟,還進一步提出要取消軍中的政工制度。
偏偏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也來湊熱鬧,支援孫立人的觀點,主張軍隊國家化,要蔣介石取消政治部。蔣經國疑神疑鬼,懷疑孫立人是假手美國人來欺壓自己。蔣介石對此更是大為惱火,傳位於子是他的既定方針,恢復政工制度和設立政治部則是他為兒子搭起的一座攫取軍權、駕馭軍隊的橋梁。蔣介石自然不能容忍孫立人對蔣經國的“無視和挑戰”。為此,蔣介石曾旁敲側擊地向孫立人發出過嚴重警告。
可惜,孫立人完全沒有理解出蔣介石話中的意思。時隔不久,他就翻了被廢黜的命運。
一位旅居美國、熟知蔣介石的秉性和歷史的國民黨元老,在得知孫立人的悽慘遭遇後,不無感慨地說:“這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當年他以有人要綁架暗殺他為名,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把共產黨從國民黨軍隊中排擠了出去,並借機剝奪了汪精衛的權力;現在他又以有人製造兵變和企圖刺殺他為由,解除了孫立人的兵權。這兩件事雖然相隔近30年,但手法和效果卻如出一轍,都深深地打著‘蔣記’的烙印。”
自1955年8月起,孫立人就被幽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的家中,湮沒無聞地過了33年囚徒般的生活。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在此期間,蔣介石、蔣經國相繼離開人世。
蔣家天下的穩固
與“孫立人兵變案”相關的一些人,諸如郭廷亮等也一個個地陸續死去。就在這一事件漸漸被人們遺忘之際,台灣島卻在80年代末突然颳起一般“翻案風”,從“江南案”到“張學良案”,一波接一波。孫立人的子女、親屬及老部下們也乘機向台灣當局提出為孫立人平反的要求。1988年3月20日,“國防部”部長鄭為元親自來到孫立人家中,向孫立人宣佈,從即日起“恢復一切行動、言論的自由”。當有記者採訪孫立人對“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時,孫立人反問道:“從未‘反’過,何‘平’之有?”
孫立人恢復自由後,曾向台灣當局提出重新復查當年的“兵變”案,“還我清白”。然而,當事人大都已經過世,所存檔案資料也殘破不全,復查工作可以說是無法著手進行了。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台中市的家中抱著終生的遺憾撒手人世。“孫立人兵變案”就這樣帶著諸多的歷史謎團被塵封起來,留待後人去破解。
在解除了孫立人兵權之後,蔣介石進一步加緊進行傳位給兒子蔣經國的佈置。那些跟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元老,有的被廢黜,有的遭放逐,一切都是為了能使“太子”蔣經國順利接班。

2010年10月29日 星期五

關於軍魂部隊歌中的孟良崮之役

軍魂軍魂徐州成軍,
   北伐抗戰威名震;
   衛首都,戰長城,常德殲敵建奇勳,
   孟良崮撼日月,黃埔精神振軍魂。


這是1998年10月份踏入陸軍257師中坑精北營區所學得的「軍魂部隊歌」,

對於北伐、抗戰,在教科書已經講述得太多了~

然而「孟良崮」這個陌生的地名,原以為又是個可以歌功頌德的事蹟,

了解後才知曉這一段悲慘的過往,

張靈甫將軍在危難之際,

把自己74師重裝部隊三萬餘人的兵力拉上孟良崮引誘二十幾萬中共華東野戰軍包圍自己,

以爭取外圍一百公里內四十幾萬國軍進行反包圍的機會,

使國軍得以與避戰的解放軍有機會正面決戰。

無奈因為國軍內部政治角力的大環境因素下,

張將軍苦撐三四天仍得不到友軍的奧援,最後不敵解放軍的猛攻而全軍遭殲滅,

戰死前留下遺書:

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趨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
   我與仁傑(副師長)決戰至最後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
   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而此同時友軍卻仍還在解放軍的包圍圈外觀戰~


51年後有幸能在張將軍所屬部隊中接受短暫的代訓,與有榮焉。

試著在 Google大師的協助之外尋找張將軍的生平事蹟,

但除了對岸鍾子麟出版的「張靈甫傳」(ISBN:9787802143487)外,

台灣的出版社卻都遍尋不著關於張將軍的傳記,

但考量對岸寫的可能又是共軍的史觀,又暫不考慮讀這本書。

看到一篇來中華網刊登「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不可想像的孟良崮戰役」的主題,

觀點還算是中立,沒有太嚴重的偏頗,值得一讀。




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有很多敗仗都是輸得糊裏糊塗,從戰略戰術上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們的敗局。但1947年5月間的孟良崮戰役,卻是一場雙方的戰略意圖及戰術方案都已互相明明白白的硬仗,雙方的主將也都是指揮高手,沒有哪一方是糊塗蟲。而從整體兵力上看,當時,國軍有24個整編師共45萬人,比在山東的解放軍多十幾萬人,且裝備精良彈藥充足,還有坦克與飛機助陣。但,孟良崮一役,國軍卻仍敗于解放軍,其精銳之師整編第七十四師遭全軍覆沒。

1947年4、5月間,國民黨45萬大軍,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統率,一字兒擺開,步步為營、穩打穩扎,向山東的陳毅、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九個縱隊加一個地方軍區共27萬人)推進,意欲將陳、粟部逼至膠東海邊,先予以包圍,爾後相機剿滅。為了打破國軍的進攻,避免被圍
殲的危險,並且打擊一下因國軍佔據了延安而生的囂張氣焰,華東野戰軍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粟裕,策劃了幾次部隊調動,以尋求戰機。最後,決定了“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戰略,即全力圍殲敵之精銳、王牌的第七十四師,從而既能威震對方,又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撕開敵人
的合圍圈。

當解放軍在正面以五個縱隊即以十多萬兵力對國軍第七十四師實施圍攻,以四個縱隊分別從左、右隔開其與國軍第八十三師、二十五師的接壤,再以一個縱隊從後面堵住其退路時,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圍殲自已的計謀。不過,此時解放軍對其雖已有合圍之
勢,但張靈甫憑其七十四師32000人的兵力及該師豐富的作戰經驗,他只要向左或右方轉進,便可與國軍八十三師或二十五師靠近會合,因他與這二個師都只相距10多公里。一旦與其中一支會合,張靈甫的危險便會解除,粟裕指揮的解放軍便不是那麼容易能圍殲七十四師了。更何況,國軍45萬兵力大部就都在周邊100多公里範圍內,隨時都會開了過來。

然而,對黨國頗為忠心且盡職軍旅的張靈甫不但沒有迅速撤離,面對險情,他反而作出了“將計就計”的決策,將部隊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動讓解放軍來包圍自已,從而,使自已的七十四師做一個“釣餌”,在解放軍十多萬兵力圍住他的同時,周邊的40多萬國軍則有了從外面又反包圍解放軍的機會。

張靈甫相信,周邊幾十萬國軍,近則只有10來公里,遠也不過100多公里,他們開到這孟良崮,最多不過是半天、一天的時間。而憑七十四師的強大軍事實力與孟良崮的險要山勢,他張靈甫在此堅守一天二天都不成問題的。他認為,只要四面的國軍一圍過來,他的七十四師不但能解圍,而更能實行“中心開花”的效果,使國軍創造出在孟良崮圍殲陳粟華東野戰軍的大捷奇跡。

確實,張靈甫將部隊一拉上孟良崮,國共雙方的主帥主將便一下子明白了此時戰役性質的重大變化及其意義。

蔣介石立馬知道了張靈甫的用意,看清了這個殲滅陳毅粟裕統率的華東野戰軍的機會(因為平日國軍想找解放軍決戰,卻往往找不到解放軍主力),連忙飛到徐州,親自敦促顧祝同趕緊指揮各路國軍開往孟良崮,對解放軍實施反包圍。而陳毅、粟裕呢?原想在運動中殲滅七十四師,卻沒料到張靈甫主動受圍,還上了孟良崮,堅守待援。

危險與戰機同時產生

擺在華東野戰軍面前便一下子只有兩種結局了:不是趕緊消滅七十四師,就是被七十四師粘往,反遭周邊圍過來的40多萬國軍的重創。

戰況到了這個階段,在孟良崮,雖說華東野戰軍對張靈甫的七十四師握有了絕對兵力優勢,但從整個山東戰局來看,40多萬國軍卻正在獲得一個戰機優勢。

進攻張靈甫的戰鬥是在5月13日下午七時開始打響的。經過14、15日兩天的生死激戰,雖攻下了孟良崮一旁的幾個小山頭,但張靈甫的主力尚在頑守主峰,戰鬥仍進行得異常慘烈,方圓僅1.5平方公里的孟良崮,已躺下了數以萬計血肉模糊的屍體。而攻山的解放軍各縱隊的傷亡也相當大了(此戰役解放軍共傷亡12000人),並且彈藥補充都出現了困難。加之,周邊國軍向孟良崮進發的情況,也令軍心很有些緊張。因此,華東野戰軍總部與下屬縱隊有些指揮員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況了,是否忍痛從孟良崮撒退,以保大軍不落入周邊國軍的包圍圈?

親處前線指揮所進行指揮的粟裕,自然透徹明白當前戰勢的嚴峻:獲勝與戰敗這兩種可能,都已接近了勝負概率的臨界線,此時,唯一能讓戰局偏向勝利或失敗的因素,就是對戰雙方的軍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卻又是指揮官們的決戰信心與指揮效率。

於是,粟裕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陳毅也宣佈了追究失職者責任的“撤職、查辦、殺頭”的三大戰場紀律)並嚴令各縱隊務必不顧一切犧牲,限在24小時內攻上孟良崮,殲滅七十四師;各縱隊傷亡多少人,戰役結束後,保證給予補足建制;同時,打破解放軍歷來只在夜裏
打大仗的傳統(為躲藏敵飛機、坦克),16日白天也繼續進攻,直至於16日下午三時完全攻佔孟良崮主峰,擊斃張靈甫(自殺?)。

而向孟良崮進軍的國軍呢?"張軍長"被拉一把是指望不上的. 只到16日下午七十四師被消滅、張靈甫陣亡之時,除了國軍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為著逃避蔣介石指責其援張不力,象徵性的派了一個連,帶著報話機躲在孟良崮附近一個山洞中,矇騙張靈甫謊稱他們“來援救”了外,整個孟良崮就再沒有其他國軍的影子了。

張靈甫按常理推斷,只要他堅守一、二天,周邊國軍是無論如何都能開進來的,他也的確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可悲的是,就是他守到第三天,不說遠處的國軍磨磨贈贈而沒有開到,就是近在咫尺(不到5公里)的“戰友”八十三師與二十五師都沒有趕到位,從而使解放軍不僅有時間攻上孟良崮全殲七十四師主力,而且還有時間在已撤出戰場後,因清點被殲的敵人人數不夠32000人(七十四師兵員數),又重返戰場,再抓獲躲藏的敵散兵7000余人。然後,解放軍才浩浩蕩蕩從容撤走。

一場雙方原本都有資格可能獲勝、或都有危險可能戰敗,而在戰機上雙方又幾近相同的戰役,終於以雙方相近的傷亡代價,陳毅、粟裕贏得勝利而記入史冊。

當戰鬥進行到白熱化,雙方都有可能獲勝,或都有危險可能戰敗,在戰機上雙方又幾近相同時,此時就看雙方將士誰能堅持到最後,部隊統帥的謀略已無多大意義。如國軍將士不惜血本地向張靈甫靠攏,只怕華野當時就要崩盤。所以說粟裕將軍用兵在一個“險”字,非有氣吞萬里如虎之魄力是不敢作戰的,故其指揮的戰役是不能複製的。對比林總指揮的戰役,則在一個“穩”字,是可以複製的。而國軍先天性缺乏相互配合,連共軍一個旅都未全殲過。

歷史已被鑄就,人們不由自主創造自已新的歷史畫頁的活動,卻永不會停止。今天,從孟良崮戰役那場共軍27萬,國軍45萬但實際卻是4,5個縱隊(軍)10多萬人圍攻一個整編師(軍)3萬多人的陳舊的往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領悟些什麼有益的東西呢?(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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